此文於2024年12月25日發表於臉書個人專頁 Ruey-Lin Chen
近日立法院在國、眾兩黨的聯手之下通過「選罷法」、「憲訴法」、「財劃法」的修正法案，立法程序和内容充滿疑慮，不僅讓行政院與執政黨感到滯礙難行，也引發民間團體、司法社團強烈反彈。賴清德總統事後發言指出：「民主的紛爭，要以更大的民主來解決。」許多政治評論者因此猜測執政黨想要以什麼樣的策略（符合「更大的民主」？例如公投？）來因應立法院的爭議修法。
我不知道什麼是「更大的民主」，但是我認為這句話應該更好地表達成「民主的紛爭，要以更好的民主來解決」。是的，我們有好的和不好的民主，當然也可以有更好的民主。而且由於不好的民主（不好的立法、不好的行政等等）產生的紛爭，應該以「更好的民主」來解決──這考驗著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和實踐，是否能更好、更進步？
什麼是不好的民主？「不好的民主」不是「不民主」，而是在民主的形式下，進行表面上符合民主卻可能日後危害民主社會的行動。為什麼會有不好的民主？可能因為民主社會中的成員對於民主有不好的理解和實踐，也可能因為一個民主社會有嚴重的外來威脅，或者兩者皆有。嚴重或惡性的不好民主，可能會威脅民主社會本身的存續。那麼，消除這樣的風險、甚至危機，在邏輯上只能用「更好的民主」來解決。畢竟，要解決不好的民主帶來的問題，不能用更不好、甚至反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後者在邏輯上就不是解決，而是根本地拒絕了民主。
民主社會產生不好的民主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觀念或理論的：公民對於民主的理解不足或有誤；另一個是實踐的：民主其實違反部分人性（例如權力欲望和自利的天性），因此人們很容易在天性的驅使下作出不好的民主實踐。即使在今天，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民主實踐都很難稱得上夠好，台灣也不例外，但這也表示民主實踐永遠有進步的空間。然而，台灣當前有個主要的問題是：很多公民對「民主」的理解不足或有誤，這也會嚴重地影響台灣的民主實踐。如何解決台灣的不好民主問題？對我來說，兩者的解決方法都是理性。發展理論或概念理性才能讓把民主理解得更充分、更完善，即使在民主實踐上，部分政治人物被私利驅使，老是做出不好的民主實踐；然而只要公民有更正確的民主觀念，能在民主實踐中做出更好的選擇：淘汰實踐不良民主的政治人物，讓能實踐更好的民主的政治人物出頭，就可以改善我們的民主實踐。當然，這個過程常常是進兩步退一步，以致我們永遠都必須時刻來維護民主，難以鬆懈。
身為關心政治的公民，除了行使選舉、罷免等例行的民主實踐之外，我目前能作的就是寫下我對「民主」觀念的思索與理解，希望能夠讓部分對民主認識不足的公民，更加理解「民主」的完整意義以並指認「不好的民主實踐」。
什麼是民主？
「民主」是一種制度，即「民主制度」，它有許多規則構成的，並且體現在法律規範上：至少有「任期制」、「定期改選」、「多數決」、「依法而行」等。可是，這些規則只是工具，它們是為了達成某些目的而建立的，也就是「要避免權力被集中在一人或少數人手上」。這個目的通常展現為一些基本的民主精神或原則：
1. 公民授權：一個人能掌握某種政治權力是出於公民的授權，因此，公民亦得以收回授權；選舉、罷免就是為了實現這種精神的制度設計。
2. 權力分立：由不同的人來行使不同的權力，最基本的是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我國憲法號稱「五權憲法」，五權分立。
3. 權力輪替：權力不能長期被掌握在同一人手上，因此所有治理職位都要規範「固定任期」、「定期改選」。
4. 權力相互制衡：即使分權仍可能產生一權獨大的狀況，因此必須設計制度，讓不同的權力得以互相制衡（而不只是片面制衡）。
5. 權力者的有效地監督：監督不是制衡，雖然權力可以互相監督，但這只是内部監督，還必須要有外部監督。媒體、社團、公民都扮演監督者角色，監督的目的是防止、抵制、矯治各種形式的濫權。我認為公民投票和社會運動，都是出於「有效監督權力者」的精神。公民投票是制度（體制）內的，社會運動是體制外的。
6. 以和平和論理的方式解決價值與利益的衝突和紛爭：這是民主制度被設計的核心目的，實現的方法和手段很多，如依法而行、司法仲裁和審判、相互協商、通過合理程序、多數決（多數決是最後的手段）等等。
7. 權力合作和協作：各種權力行使的目的都是實現民主制度的運作，讓民主社會産生應有的功能，因此各種權力都要合作或協作，而不只是互相監督和制衡。這一點可能是民主制度中最被忽略的重點，也因此産生不好的民主實踐。刻意破壞權力合作和協作者，應該被視為民主的潛在破壞者。
8. 運作順暢的制度設計：民主制度被設計體現上述1-7點精神或原理，因此必須設計一部能夠同時兼顧各精神和原理的法律系統（從憲法到各種法律），而且此法律系統原則上應運作順暢，如果法律系統的設計使得其中任一點精神被忽略，就會導致運作不順的民主政治，進一步產生不好的民主實踐。因此，要實現更好的民主，必須設計更好的制度和法律規範系統。
9. 民主的自我保護：要透過民主理論、論述的集思廣議與批判實踐來達成，而且透過教育讓更多公民具備這樣的能力。當民主社會面臨不好民主的危機時（例如無法有效反映上述任一點精神，特別是5、6、7、8點特別容易被違反），民主社會必須要能培養出針對民主理論作集思廣議的能力，至少部分公民要能思索、補充民主的在理論和論述上的漏洞，甚至推進民主理論。這一點正是我目前在作的。民主社會也可能面臨不民主、反民主勢力的威脅，這同樣也需公民具有民主理論的辯護能力，思考如何保護民主自己（防衛性民主），以及批判不民主和反民主的論述。民主的自我保護不能以不民主和反民主的手段來達成──因為那是自相矛盾。（質疑這一點的人請注意，「民主」的精神內涵包括了上述9個要點。）一個可能的合理質疑是「民主的手段」無法保護一個面對嚴重外來威脅的民主社會──這可以討論，這討論本身是第9點民主精神的一環──有可能一個看起來好像限縮民主的法律手段，不一定是反民主的。反過來說，一個看似開放民主的手段，長期可能導致民主的萎縮？這些辨識，正是需要這種民主的理論思考能力。）
由上述可以看到，這些民主的精神和原則，都是「好民主」必須具備的條件，運作順暢的制度設計格外重要，因為它是保證好民主的制度和實踐能夠出現的必要條件。沒有這一點，一個民主社會很容易產生不好的民主實踐。但是要做到8就必須要依賴於9。而且1, 2, 3, 4, 5 是出於西方國家（英國）的長期實踐，以及思想家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提煉，6,
7, 8, 9也相當仰仗一個民主社會裡的公民理性能力（包括「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可以說，民主是一個奠基在理性能力之上的制度。
對「民主」的簡化和誤解
可以看到，民主不只是個制度，而且還是個十分複雜、需要高度理性的制度。滿足上述諸點精神，才能實現好的民主。也因此，一個「民主」的完整內涵並不容易掌握。早期的一些關於民主的諺語如「砍人頭不如數人頭」雖然沒錯，但是往往被簡化成「民主就是數人頭」──這是十分簡化民主的內涵，簡化到誤解。由「數人頭」而來的「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也是一種簡化到容易誤解的概括性陳述。雖然比較敏銳的人會再加上「多數尊重少數」，稍微彌補前一句話的粗暴（只看「多數決」可能會産生「多數暴力」），但這仍然是簡化，因為「少數」不只是需要被尊重，而是少數的權利和利益，也必須在民主制度中被保障。再次強調，多數決只是最後手段。因此，即使多數的意志在最後用表決的方式來形成政策，但是如果不能保障少數的權利和利益，就會淪為多數暴力。然而，少數的權利和利益也不能形成少數特權，而是必須放在整個民主系統和民主社會的演變之下，作整體的評估和考量，因此需要公平的程序和實質且耐心的協商。
另一個極度簡化到變成誤解的陳述是「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民主雖然應該照顧民眾的權利和利益──而這通常是民眾的意願，因此，在照顧民眾的權利和利益時也顧及他們的意願或意志，但這並不是「反映民意」、也不是「服從民意」。如果「民意」是希望放棄民主、走向威權，難道民主也要反映和服從這種民意？因此，民主政治不是「不只民意政治」，而是，「民主政治恰好就不是民意政治」。「民意政治」的另一個問題是：「民意」是什麼？「民意」配合「多數決」就是「多數民意」，問題是「多數民意」如何被呈現？多數民意只有在合乎體制的條件下（選舉、罷免、公投），才能被合法且完整地呈現，其它任何民調、民意代表的宣稱、政治人物的代言，都不能被視為多數民意的呈現。
把民主和民意作緊密的勾連是台灣政治人物最常用的利己手段，這造成對「民主」概念的誤用和濫用，因為這種勾連使得「民意代表」自以為自己就代表了「多數民意」──尤其是身為「多數黨」的民意代表，若把自己的意願和意志當成是「多數民意」，潛在地蘊涵著反民主的意識。這樣的「民意代表」被約束在民主制度之下，做出的「反映民意」的行為，實踐的往往是「不好的民主」。
談到這裡，有必要討論「民意代表」這個詞的誤導性。我們選出各級議員（鄉鎮代表、縣市議員、立法委員）不是要他們來代表民意，更正確的名詞是「代議委員」，他們是被人民合法授權，因此代理人民來進行議事討論，是「商議代表」不是「民意代表」。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拋棄「民意代表」這個詞，改用「商議代表」，議員無法代表民意──民意無法被代表──議員只是在公民的授權之下，代理人民去進行協商、審議公共事務。如果議員──商議代表──無法好好地進行他們的「協商和審議」的職責，公民應該收回他們的授權。
各級議員──商議代表──不是在滿足人民一時意願和欲望的民意，而是在民主制度下，周全地考量如何保障人民最大的權利和利益──這不一定是人民短期的意願和欲望──特別是在地方政治層級。當人民因權利和生活利益受損而希望被補償時，這樣的意願和欲望才應該被反映──因為它們涉及基本權利和生活利益。
低劣的民主實踐
由上述民主理論和概念的分析與釐清，我們可以看到這次國、眾兩黨對於「憲訴法」、「罷免法」和「財劃法」的修法，展現了低劣的民主實踐。
其中憲訴法是重中之重，它可能破壞權力制衡精神（4），因為它硬性規定至少必須十位大法官參與違憲審查，而且要九位大法官同意才能通過違憲判決。然而由於當前七位大法官任滿退休，只剩八位在任大法官，結果此修法形同實質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對於國家權力分立制衡結構的威脅最烈，違反「制度設計應運作順暢」的精神（8）。在立法過程中，不依合理的立法程序，也違反「以和平和論理的方式解決衝突和紛爭」（6）（雖然執政黨在這一點也做得不好）。更甚者，國、眾兩黨的立法行為違反了權力合作和協作的精神（7）。
那麼，如何以更好的民主來解決這些低劣的民主實踐？我認為目前的一個重點是，讓公民理解他們的立法行為，在民主制度的約束下，看似有形式上的民主，但是卻是長遠下來會危害民主的低劣民主實踐。換言之，不能讓他們打著民主的外衣卻在拉低台灣民主實踐的水準──特別在台灣外部有不民主的勢力虎視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