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於2016年12月於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發表
前言：在2015年校內的一場新書發表會中，我簡介出版不久的新作《科學哲學：假設的推理》一書，首度提出顛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小心假設」，當時我強調「小心」和「大膽」都只是形容詞，其實沒有必要。後來，我有機會對高中生演講，為了演說效果，我「大膽地」提出「小心假設，大膽求證」，有高中同學的回饋說感覺腦袋好像被翻轉了一下。我開始覺得在華語的文化習慣中（習用四字成語），顛覆性的「小心假設，大膽求證」不見得不好。所以，我認真地思考寫一篇專論。終於在2016年底完成。
約一百年前，二十世紀中國白話文學運動旗手胡適有一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日後一直被華語世界知識分子當成「科學方法」的標竿。
這八字真言呈現的形像是：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想使用「科學方法」來解答。根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們可以任意地（大膽）提出（猜測）一個答案，然後再小心翼翼地去試驗、實驗、檢驗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多次嘗試不同的試驗等等。直到假設被證實。可是，如果一而再地小心地試驗後，假設不能被證實，怎麼辦？再次大膽假設，再小心求證，重複此一程序。對不？其實，實際的科學研究過程很難被歸結成這八個字。即使把它當成一個指導日常生活的方法學格言，大概也不是好的方法。因為，如果一個人毫無根據、單憑「大膽」猜測，會有很高的可能性誤入歧途，在歧途上的「求證」不管再怎麼小心都變成徒費力氣。除非我們的「假設」能朝著某個有建設性的方向，即使最後假設被證實為假，但是在引導求證的過程中，好的假設可以使我們得到很多有益的收獲。問題是如何讓假設朝著「好的、建設性的方向」？
事實上，人們對這句話不是沒有反省，在1950年代，一些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曾經爭論：怎麼樣才算是「大膽假設」？怎麼樣才算是「小心求證」？當時思想清明的殷海光認為這些爭論的意義不大，他發表一篇〈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討論這句話的意義。他從「假設」的方法學意義分析起，先澄清科學方法上所謂的「假設」有什麼性質？什麼樣的東西不能算是假設？他的論點可以被歸結成下列四點：
首先，假設的心理背景雖是主觀的，但不停止在主觀上；雖然它免不了的猜度、投射與臆斷的心理作用，但終究要交付檢證。因此，假設並不是空洞虛構的、不具體的；它也不同於玄談、主義和迷信，因為它是「可以置疑的、可以訴諸證驗的、可以隨時修正或推翻的。」
其次，假設性的推論和「條件推論」也不同，而是：「如果 p 涵蘊 q，而且 q 是真的，所以 p 蓋然地為真。」這即是所謂的「假設演繹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第三，假設有兩種：一種是一個系統或理論在構造之最初起點的假設，在經驗科學中又稱「預設」；另一種則是出現在系統或理論的中間，是特定的、局部的。每門經驗科學中，因未經證驗而尚未升格為理論或定律的說法，就是這類假設。
最後，假設必須以一個或更多的理論為背景。它在科學上扮演聯繫事實的角色，並等待進一步事實的驗證。
在長篇地對「假設」的進行慎密分析後，殷海光問：「假設是否需大膽，求證是否需小心呢？」隨即回答：「『大膽』和『小心』都是心理狀態方面的事。心理狀態方面的事，與理論構造毫不相干。因此，『大膽』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進理論構造中去。」這是否代表提倡「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一點用處也沒有呢？殷海光話頭一轉：「這又不然」。因為「『大膽假設』是向前開闢新境界的探求。『小心求證』是約制大膽開闢以便獲致可靠果實的一種程序。」
參考殷海光在六十年前的卓越論述，我們可以形成兩點反省：第一，在華語社會中，我們習慣把思考焦點放在「形容詞」上面，例如「大膽」和「小心」。形容詞一般用來表達含糊的感覺或情感，把焦點置於其上容易使我們遠離精確的思考。所以，儘管胡適也強力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差不多」性格，但是他仍然擺脫不了倚賴「形容詞」表達思想的習慣。第二，話又說回來，社會的文化慣性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擺脫，因為思考根植在我們日常的語言中，我們有四字成語的文化癖好，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由四字成語所表達的觀念最能產生深刻印象，這是為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如此深入人心。
可是，時代往前變遷，難道近百年前的形容詞格言，今天還真能歷久彌新嗎？「大膽」真地代表開闢創造的活動？如果我們強烈地想把「科學思考」濃縮成八字真言，那麼，我想建議真正好的方法是：
小心假設，大膽求證！
這一對四字成語的每一個詞都需要小心地解釋和精煉。誠如殷海光所言，「小心假設」即是假設要有「方法學的訓練」。「訓練」幫助我們建立「小心謹慎」的思考習慣。方法學訓練的一個重點是「架構性的思考」，或說「建立思考架構」。「思考架構」提供觀念間的關係，產生思考的邏輯性和系統性。其次，「大膽求證」是指我們在得到小心的假設之後，必須「勇於求證」，而且「有勇氣去落實或實現假設」。勇於實踐假設的一個起點是：勇於說出我們小心思考或假設的觀念，接受他人的檢視與批評，由眾人協助檢討自己的觀念，以便精煉它，這也是一個「求證」的過程。
所以，一旦我們能根據方法學訓練「小心地」建構出好的假設，我們就有信心相信它能指引我們朝著建設性的方向，再「大膽」地將好假設交付檢驗，接受公眾的檢視、批判與評價，
殷海光提供我們的方法學訓練仍然在邏輯經驗論的格局內，強調「假設」的基本性質和邏輯結構。但是邏輯經驗論對於「如何建構假設」這個問題基本上保持沈默，因為它主張這不是哲學分析的對象。然而，有沒有一般性的、能幫助我們建構假設的方法、建議或指引？我們有。以下先提出針對「小心假設」的幾點方法學的定性（characterization）：
第一，假設是用來回答疑惑、解決問題和說明現象的，因此，要作假設要先針對問題的型態作分析。不同的問題型態有不同的假設。第二，假設不是憑空出現、不是隨意猜測，假設要有其經驗依據。第三，我們不只是要作出假設，而且要作出好的假設，好的假設才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或者得知真相。第四，要作出好的假設，通常必須參考前人的工作。沒有人能憑空生出假設來。第五，有好的假設，我們才能進行有效率的求證，即使假設被否定，我們仍然可以從好假設中學到很多東西。
這五點「定性」預設了一個思考架構，它也是從「問題的型態」的分析和分類出發：為什麼要作假設？為什麼要作好假設？好假設是什麼？（根據什麼，我們可以判斷一個假設是好假設？）如何作出好假設？回答這幾個問題，就是精煉一個「小心假設」的一般方法學理論。
為什麼要作假設？因為我們想回答一個「為什麼」的問題；也因為我們想知道一件事或現象（事象）發生的原因，這意味我們不知道事象發生的真實原因是什麼。要回答一個我們不知道其原因的問題，也是想知道事象的真實原因。想找出事象的真實原因有賴於好的假設。好的假設提供我們可靠的求證方向，即使好的假設被否證了，在求證的過程，我們也可以從錯誤中學習、失敗中記取教訓。這些回答了「為什麼要作好假設」的問題。然而，什麼才是好假設？殷海光的〈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已提供了一些判準：（與待說明現象的）相關性、可檢驗性、說明力和預測力、簡潔、與既成理論相容。讀者可以看到，第五個判準就讓「大膽假設」很難「大膽」得起來。可是，這些判準其實並不好應用，例如如何才算簡潔？如何才算有說明力和預測力？科學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我在2012年的著作《認知與評價》中著力發展一個「結構相似性」的概念：假設應該和待說明的對象有結構上的相似性。透過「結構相似性」，我們可以列出一些更具體的建構假設的指引：例如模型法（modeling），尋找範例和模型，並進行結構性的投射或移植；或者說結構類比法（structural
analogy），找出兩個相類事物之間的結構相似性，例如經典性的聲波、光波與水波的類比。結構類比不是簡單的相類聯想、也不是「直接引用成語典故，望文生義」、更不是文字遊戲或諧擬（音）。更多有用的指引，請讀者參看《科學哲學：假設的推理》第五章。
如果「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中的「大膽」和「小心」其實與「方法學」無甚關聯，為什麼這八字真言如此深入人心？先前我已經提出華語文化慣性的解釋。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前半的科學方法學論調也是一個主因。
從十九世紀末起到1970年代間，主導科學方法學西方思想是依序是實證論、邏輯經驗論和波柏的否證論。這些學派都主張科學研究應該被分成「發現的脈絡」和「證成的脈絡」，用非術語的語言來講即是「建立假設的階段」和「假設求證的階段」。他們也都一致地主張科學方法學的重點應該在於「假設求證的階段」，他們努力發展一套方法學理論，讓我們據以判斷在什麼條件或判準下，應該接受或放棄一個假設。這看起來很像胡適講的「小心求證」。無獨有偶的是，這兩個方法學理論也主張「假設的發現或建立」沒有「方法」可言，因為那是思想自由馳騁的過程，不能以「方法」來約束思想的創意。這聽起來也很像「大膽假設」。可是，這兩個方法學理論過於強調方法的約束面，而忽略方法也有指向和引導的功能。
1949年胡適隨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1950 年代殷海光把邏輯經驗論引入台灣，但直到1970 年代更新世代的科學哲學學者（如輔大武長德、台大林正弘、東吳莊文瑞）才開始引入否證論。一直到今天，台灣科學界對這兩個方法學理論的接受程度都相當高，它們在相當程度上鞏固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做為方法學標竿的地位。
可是，西方科學哲學和方法學從1980年代起有所轉變。科學哲學家開始把「發現的脈絡」納入方法學分析的視野內。在這樣的新視野之下，一直把「假設的建構」當成方法學的法外之地、當成只是心理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不適宜了。今天的科學哲學，更加重視「科學發現」過程中，如何建構（提出）假設、如何來假設來作說明和預測、如何設計求證的實驗等等活動的科學推理。科學哲學家探討從理論、模型（模擬）到實驗的完整過程中，作出重大發現的大科學家如何從事推理？科學哲學家企圖把他們的推理過程加以「方法學的重建」，以形成我們（包含科學學徒、科學公民、甚至專業科學家）的思考指引。如此也產生了全新的「科學方法學」。
話又說回來，如同殷海光已經看到，「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並不是完全錯。事實上，在二十世紀早期的歷史脈絡中，它其實是一帖深具療效的藥方──針對當時的中國文化背景。「大膽」對治的是中國文化傳統那種「崇古」、「權威」與「武斷」的思考習慣，「小心」對治的是當時中國人只重有用、不求甚解、馬馬虎虎的「差不多性格」。這一點殷海光〈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第七節也有深入分析，他說「如果從它對於社會思想的效應來觀察，那麼『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對於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症下藥，利莫大焉。」
可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已經進入一個科技社會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否仍然具有當年的社會思想效應？這篇文章提供一個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