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使與魔鬼》談反同性婚姻合法化團體的不合理恐懼

本文原發表於2016年11月間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

 

前言：我很少針對同性戀議題發言，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上支持同性戀的聲音不小，毋需我的關注。在哲學界，我們甚至有朱家安用一整本書《護家盟不萌》來批判反同性戀的論調。不過，在看到反（或恐）同性戀團體的集結和抗議行動，導致同性婚姻平權法案立法的延遲，讓我覺得台灣社會反對和恐懼同性戀的聲音與力量還是很大。我覺得他們的「恐同情結」需要一個哲學分析與化解，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我想透過一個比較迂迴的方式，即丹布朗的熱門小說《天使與魔鬼》的情節來談這個議題。不過，這裏不評論這本小說，雖然它交織了真實的地理場景與虛構的歷史，懸疑明快的情節十分引人入勝，但它也虛構了很多「科學史的錯誤」。雖然小說總是「虛構」（fiction），如果作評論，這類「錯誤的虛構」有必要被指出來的。

 

《天使與魔鬼》中的科學恐懼

 

《天使與魔鬼》的情節由三條主要支線交織起來的，第一條是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一名創造反物質的科學家遭到殘酷殺害，胸口被烙上一個神秘的組織「光明會」的「雙向圖」。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因而向哈佛大學宗教符號學教授羅伯蘭登求助。遭殺害的科學家曾當過天主教神父，他收養一名養女，培育她成為科學家，兩人一起創造反物質。她是本書的女主角。蘭登教授和女科學家一同追查兇手。第二條支線是被殺害的科學家創造的反物質樣本失竊，而且被置放在天主教廷梵蒂岡城某處。反物質的特性是與物質接觸時會釋放大量能量後一起「湮滅」，因此變成像核彈一樣的恐怖炸彈。一旦它爆炸，勢必摧毁整個梵蒂岡城！蘭登教授和女科學家必須在24小時內找出這一反物質樣本並處理它。第三條支線是天主教教宗突然去世，教廷在改選教宗的時日，四位呼聲最高的樞機主教候選人遭到綁架，綁架者公然宣告要將他們一一被殺害，報復教廷當年對科學的迫害。被殺害的地點和方式是象徵性的──根據土、水、火、氣四元素而安排，他們被殺害時的胸口也烙上四元素英文拼字的「雙向圖」。小說情節就在蘭登教授找出兇手、拯救被綁架的四位主教、找到反物質樣本中展開。

　　整部小說的高潮是：這一系列謀殺事件的策劃人是去世教宗身邊最親密的私人秘書──總司庫，甚至教宗本人的去世也是他下毒。在外人看來，總司庫的所行所為簡直是魔鬼。可是，這位大陰謀家之所以構思和執行整起陰謀，是因為他的狂熱信仰和恐懼科學的情結。他堅定地相信只有他才能把教會帶向正確的道路，同時對抗科學對教會信仰的威脅。在通往這條正確之途的路上，人命的犧牲在所難免，何況那些「受害者」背棄了對上帝的真誠信仰──例如創造反物質的科學家，在總司庫看來，不是以創造反物質證明了「無中生有」的事實來證明創造的可能性，而是在他的科學創造中篡奪上帝的權柄──這是褻瀆而不是榮耀上帝。而去世教宗則背棄自己對侍奉上帝的貞潔承諾，因為總司庫誤以為教宗是透過性行為才生下了他！

　　總司庫的「科學恐懼情結」可以在他的陰謀被揭發之前所作的公開演講中看出，他這篇演說鏗鏘有力、文采斐然、幾乎能打動每一位天主教信徒。其實，在這篇公開演說中，總司庫把教會信仰塑造成苦口婆心的雙親，而科學則是掌握巨大力量卻莽撞而不知控制的逆子，屢屢忤逆父母，然而父母仍然好言相勸、殷切期盼科學逆子能回頭是岸、接受教會的引導和節制。在這樣的父權圖像中，總司庫隱然的想法是把科學和教會信仰看成對立的兩邊，終究無法妥協共存，更不必說使用科學研究來榮耀上帝。

　　然而，出乎總司庫的意料之外，他其實是「科學之子」，他是去世教宗與年輕時所愛的修女透過試管受精（科學）而生下的孩子。試管受精使教宗和修女兩人都能在不背棄貞潔的承諾之下擁有兩人的愛情結晶，所以去世教宗覺得自己受益於科學，因此也正面看待科學的發展。這是相當反諷的結果，對總司庫來說更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他在自「天堂返回人間」受到榮耀對待後，又因陰謀被揭發而墮入地獄，自焚而死──然而，他似乎不是因為愧疚懺悔，而是因為自己的堅定信仰死生與之，他相信死亡是經歷這一切之後唯一出路。

　　（談到這裏，我想附帶一提，《天使與魔鬼》的情節──為了捍衛狂熱信仰而犯下可怕的罪行──其實有一個「原型」，即 艾可（Umberto Eco）在1985年出版的《玫瑰的名字》，艾可本人就是哲學（詮釋學）家、符號學家、中世紀哲學家專家、小說家，後來又出版了一系列情節殊異的符號學小說。《玫瑰的名字》的深度和文學成就都不是《天使與魔鬼》能比擬的。雖然《天使與魔鬼》很適合拍成好萊塢電影，因為小說本身似乎就像電影劇本。）

　　堅定信仰通常是好事，能使人努力實現理想（佛教也有「發宏願」的觀念）。可是，堅持到狂熱的信仰則讓人不寒而慄。狂熱信仰加上對於某些事物的不合理恐懼使天使變成魔鬼。總司庫的罪行不只是因為他的狂熱信仰，還因為他的不合理恐懼──他恐懼科學摧毁他的信仰，但是這種恐懼本身不合理，因為科學不能摧毁他的信仰，可能會被摧毁的只是因他的狂熱信仰而產生的幻像。

 

不合理的恐懼與合理的恐懼

 

　　談到「不合理的恐懼」是意味著有「合理的恐懼」嗎？沒錯。

    在1997年我曾譯過一篇論文〈合理性與死亡的恐懼〉，哲學家穆菲（Jeffrie Murphy）所著，他區分「合理的恐懼」和「不合理的恐懼」。（這論文收在一套「桂冠生死學系列」的第二冊《今生今世》，這套「生死學系列」其實是一本「應用倫理學」的論文集。）以下我的觀念是被該文啟發。

　　恐懼是我們無可避免會產生的心靈狀態，它是一種情感性的意向狀態，也就是說，做為「意向狀態」，它指向某對象（事物或事態），因為我們「恐懼」總是「恐懼些什麼」，例如，我們「恐懼戰爭」、「我懼死亡」、「恐懼失戀」、「恐懼外星人入侵」、「恐懼宇宙毁滅」、「恐懼卡車大的蜘蛛怪」、「恐懼鬼魂」等等。「情感性」是指恐懼引發我們某種特别的情感（即「恐懼感」，它會產生身體上的反應）。可是，我們的種種恐懼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可言。

　　直覺上，我們「恐懼戰爭」、「恐懼死亡」、「恐懼惡疾」、「恐懼失戀」等等都是合理的；可是「恐懼外星人入侵」、「恐懼宇宙毁滅」、「恐懼卡車大的蜘蛛怪」是不合理的；也許我們有第三種，例如「恐懼鬼魂」是介於「合理」和「不合理」之間（或者說，必須看恐懼來源的整個「脈絡」（前因後果））。為什麼前一組是合理的？我們可以分析自己之所以會直覺它們「合理」的條件： (1) 被恐懼的對象真實存在：更精確地說，它們曾經發生過（雖然未必發生在自己身上），在生平之中有可能再發生；(2) 被恐懼的對象確實有可能干擾自己的生命歷程；(3) 被恐懼的對象不是自己想要（欲求）的而且有可能破壞自己想追求的（價值）。反過來說，「不合理」的條件就是：(1*) 被恐懼的對象並不真實存在（不曾發生過），或者雖然不無可能，在極不可能在自己的生平之內發生；(2*) 根本不會干擾到自己的生命歷程；(3*) 雖然被恐懼的對象同樣不是自己想要的，但並不會破壞自己想追求的價值。可能還有更多條件，但先這樣應該夠了。

 

反同性婚姻團體的不合理恐懼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團體的行為其實不是出於對特定價值的追求，而是基於「恐懼同性戀」和「恐懼同性婚姻」的不合理恐懼。「恐懼同性戀」（恐同情結）比較廣義而複雜，可能該團體有很多人會否認（例如：我們不反對同性戀，但反對同性婚姻，因為它會摧毁家庭制度。）在此我先集中來談為什麼「恐懼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種不合理的恐懼，理由很簡單，它完全符合上述所分析的三個不合理的條件。

      第一、反同性婚姻團體恐懼的是「同性婚姻合法會摧毁（傳統）家庭制度」，但這事態幾乎不可能發生，所以他們恐懼的對象並不真實存在。在人類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是異性戀者，他們的婚姻構成了傳統家庭制度。同性戀只佔人類的一小比例，不管他們能不能共組家庭，他們就存在於異性戀多數的社會中。在這樣的社會中，傳統的異性戀婚姻家庭一直就不斷地誕生（兩人結婚共組家庭）、增生（小孩長大結婚組織他們自己的家庭）、消滅（離婚、死亡等），就一直維持這樣的樣貌。同性婚姻在多數異性戀家庭中添加了少量的異質性，但這完全談不上破壞或摧毁。要破壞異性戀婚姻家庭制度的條件是：大多數異性戀者不再結婚組織家庭、生養子女。

      第二，即使同性婚姻成真，不少同性戀者紛紛組織成家庭，這個事實完全不會影響或干擾到反對者的日常生活：他們過他們的，你過你的。他們究竟在哪裏會妨礙到你？在這個社會中，同性戀存在已是事實，如果這個事實不會干擾到我們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那麼讓他們組織家庭，又會産生什麼干擾？相反地，讓同性婚姻合法，支持同性戀的人們也就不會再上街遊行爭取權益什麼的，這不是反而落得耳根清淨嗎？

      第三，有可能，對很多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來說，同性婚姻合法化違逆甚至破壞了他們追求的價值（例如家庭的價值），因此，為了捍衛他們珍視的價值，有必要站出來。如果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確實是一種不同價值的爭議，那麼這確實為「恐懼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基礎。問題是：這是否是一個真實的價值衝突？我認為不是。理由正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一點都不會摧毁或破壞傳統異性戀家庭的價值，因為兩者不是互相取代的問題，這個社會不會因為同性家庭的存在，異性戀家庭就消失了。多數異性戀家庭仍可繼續延續傳統、繼續維繫或創造自己的家庭價值。既然如此，同性家庭究竟會如何危害到異性戀家庭的價值？真正說來，同性家庭能危害到的只是反對者對於「家庭價值」衍生出來的「想像」──他們想像所有的「家庭」都應該是由一男一女組成的。但這之所以是「想像」是因為它根本不合社會的現實：這個社會已經有太多太多各種不同形式的家庭：孤兒院、寄養家庭、單親家庭、養老院、單身家庭等等。可以這樣說：反對同性婚姻合法的團體誤以為他們站出來反對是為了捍衛他們珍視的「價值」，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是理性的，能合理地分析和認清自己的觀念與社會現實，他們發現他們捍衛的其實是自己虛擬的想像而已。一個擔心自己的想像被破壞的恐懼當然不會是「合理的恐懼」。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團體中大概有很多「好人」，他們可能信仰虔誠、或者力行傳統家庭價值、在社會中認真生活、樂於幫助他人。他們在很多事務上也是理性的人。那，為什麼他們會有「恐懼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樣的不合理恐懼呢？我無法在此提出一個說明。但重點是，他們是否能辨識出自己的恐懼是不合理的？

      合理的恐懼和不合理的恐懼都是真實的情感、甚至情結（恐懼的情感本身是真實的，但是恐懼的對象則不一定是真實的），這樣的情感和情結也都必有其滋生的脈絡與緣由──或者自己的生活經驗、教養經歷、歷史因素、傳統文化、生活習俗、對於變動的本能恐懼的等等。這需要被化解而不是被譴責，其化解也需要時間。我相信很多同性婚姻反對者是理性的人，也篤信自己的行動應該出於理性的考量，但是，這並不表示理性的人不會有「不合理的恐懼」（例如很多人怕蟑螂）。「不合理的恐懼」是可以被分析的，分析有可能産生「解消」的效果，這可以說是一種「哲學分析治療」。如果我們分析得到自己的某種恐懼心理是不合理──我們根本沒有理由恐懼或擔心──那我們就可以說服自己沒有必要恐懼，也沒有必要因恐懼而反對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