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合理性

前言：本文最初寫於2016年9月18日，發表於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

         這篇文章想討論的「社會合理性」（social rationality，簡稱「社會理性」），它是類比於「科學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而造詞，當然它不是「科學理性」也不是「社會科學理性」，它的內容也不見得與科學理性一致。大致而言，它是指基於人們在社會中往來與互動而應具有的「合理態度」（rational attitude）與「合理言論和行為」（rational discourse and action）。「合理的」是用來規範和評價態度與行為（包含言論和主張）的。可是態度與行為仍然有其差異。

　　態度是行為的傾向或前兆，具有某特定的態度傾向做出某特定的行為。可是評價態度與行為仍然不同，對行為的評價通常是根據「做了之後，有了結果」來加以評價；但有時我們對「行為之前」也有必要評價，這時我們就是評價態度。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公民要參與政策的討論與形成，政策的施行是行為，那麼對於一項政策的態度是什麼，會在參與政策的討論與形成之前與之中顯現出來。

　　「社會合理性」是否可以適用於所有的社會態度和行為？可能不行。例如，它可能不適用於「科學理性」、「經濟合理性」或「法律合理性」（法律本身有自己的正當性、合法性等等討論的傳統）。不過，我認為「社會合理性」可以適用於大多數的政策討論與形成，也適於國內政治的行為，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用意。但是「政治行為」還包括國際間的關係和互動，這個「社會理性」的觀念能不能適用？我不確定。

 

「理性」這個概念

 

　　中文「理性」這個詞對應到兩個英文字 reason 和 rationality，這兩者在英文裏有時是混用或可互換的，不過在某些脈絡下仍然有一些差異。單數名詞reason做為「理性」是指人的「理性能力」，像哲學家康德講的「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Reason 做為「理由」可以使用複數形 reasons 來區隔單數的「理性」，指我們用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或判斷的命題（本系不少教授如謝世民、王一奇等近來投入「理由論」的研究，探討各種理由的類型和使用）。Reason也可以用為動詞指「推理」，通常以動名詞形式表達成 reasoning ，指我們心智建立理由和從理由推得結論的過程。可是，我們通常會使用「理性的」或「合乎理性的（合理的）」來表達某些人格、態度、言論、和行為的特徵，英文常使用 rational 這個字，它有一些特殊的意義或條件。因為，從經驗上我們知道，即使正常人天生都有理性能力，但是他們的言論或行為並不見得都是「合理的」；也不是人們使用理由作推理就都是合理的。

　　那麼，「合理的」的內容是什麼？要怎麼樣，一個人、言論、態度和行為才能被視為「合理的」？要滿足什麼條件才能擁有這個特性？

　　因為我們視「合理的」為一個值得追求的特性，它是有價值的，所以它是好的。因為它是好的，所以我們應該要追求「合理」。要達到合理，我們應該要滿足它的條件。在這樣的意義上，「合理的」是一個規範性的概念。

 

社會合理性的條件

 

　　我在這篇文章提出的「社會合理性」有下列幾個子標準和條件（每一個標準可以被表達成一個條件）。這裏的每個子標準都是程度性的，當它們應用到具體的個案時，是比較性的（即要和對手比較）。而且，這些子標準和條件的每一個都需要進一步地分析和界定，也都會面臨很多特殊狀況，需要特別考慮。以下的「合理性」標準主要在規範人的言論和行為態度，暫不涉及行為本身。

 

(1)   邏輯（理）性：一個人的言論或態度，必須要合乎邏輯，才是合理的。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的言論或對言論的態度不合邏輯，又不願意修改，那麼他的態度是不合理的。

這個標準或條件是哲學傳統最重視的，當然它有很多具體的內容，例如演繹邏輯的有效和健全推論、批判思考中的邏輯謬誤指認（避免邏輯謬誤才能具有「邏輯理性」）、語言的濫用或誤用等等。違反這個「邏輯理性」的條件中，「不願意修改」很重要，因為即使邏輯能力再怎麼強的人，都難免會犯邏輯謬誤，但如果他抱持願意修改的態度，那麼他仍然是「理性的」。

 

(2)   基於已知的事實：一個人的言論或態度，必須要基於已知的事實，才是合理的。如果一個人明知一些事實，卻不願基於事實來建立言論、理由和態度、也不願意改變，那麼他是不合理的。

這個標準或條件的重點在於「已知的」，它排除對事實有所爭議或無知的狀況。違反這個條件則是「一個人明明知道事實，卻不基於事實來建立理由或態度」，那麼他可能有意欺騙。欺騙不能是合理的。可是，這會有特殊狀況，如果一個已知事實可能會造成巨大傷害，「隱瞞事實」變成一個可能的選項，這是一般所謂「善意的謊言」的情境。在這種情境下，怎麼做才是合理的？直言不諱或善意隱瞞，可能要參考具體情境才能判斷。

 

(3)   可修正的：一個人對於自己已說出的言論和已表現的態度，必須是可修正的，才是合理的。如果一個人明明知道自己已說出的言論和態度有誤（不合邏輯或違反事實），仍然不願意修正，則他是不合理的。

在前兩個合理條件中，我們也指認「不合理」的情況，它們已經預設了本條件。人是有限的，我們不可能絕不犯錯，我們甚至常常犯錯，但是重點是我們必須對我們的言論和態度抱持「可修正」的態度。

 

(4)   可溝通的（可討論的）：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主張和對自己主張的態度，必須是可溝通的（含可反對的、可討論的、可交換意見的、可容許爭辯的、可認錯的）。如果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主張和態度，不願意與他人溝通，則他是不合理的。

這是「社會理性」的重要條件，它涉及與他人的往來和互動，涉及我們是否能一起過一個共同的社會生活。這通常是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眾人物等重視的條件。至於溝通時要使用什麼修辭或態度──例如委婉？温和？禮貌等等──並不是「可溝通性」本身的元素，換言之，那些不是「可溝通性」的子條件，因此也不是理性的條件。一個「可溝通的」人，不見得講話要温和禮貌；反之，一個講話温和禮貌的人，也不見得「可溝通」。不過，理性可溝通的人會發現講話温和禮貌比較容易協助溝通、達成共識。

 

(5)   可實現性（realizability or，即，傾向採用「可實現的」方案）：如果一個人傾向採用可以實現的行動方案，則他是理性的。如果一個人傾向堅持一個不可實現的方案，或者一個人明知道一方案可以實現卻不願意採取，那他是不理性的。

這個條件規範人們對於行動方案的選擇態度。當然，「可實現的」需要進一步分析，也需要在具體情境中考察什麼樣才算是「可實現」或「不可實現」。之所以要有這個條件是因為「社會理性」應該要能讓我們有能力採取行動，而不是癱瘓我們的行動能力，而採取的行動必須要能落實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而不是始終是一個存在天邊的美好理想。這裏我使用「可實現性」而不是「可實踐性」（practicability）是因為後者較偏向行動過程，而前者包含了行動的結果。換言之，可實現的行動是指那會有結果的行動──雖然最後的結果未必盡如預期。

 

這五個都是「合理性」的必要條件，它們提供一個「合理的」判斷空間，把「合理性空間」分解成更具體一點的向度，根據這些子向度，我們可以更精確地定位一個人的態度在這「合理性空間」中的位置，也更容易「合理地」判斷一個人的態度是否合理或不合理。使用這個合理性空間來作判斷，我們對一些公眾人物的判斷結果可能與媒體形像大異其趣。

這五個必要條件聯合起來是不是構成充分必要條件，我不確定，也許還有其它必要條件，例如「可與他人達成共識」是不是一個社會理性的必要條件？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可能要看一個人與他人的互動狀況。假設一個人「總是」不能與他人達成共識（總是唱反調？），那麼他可能是不理性的。但是，一個人偶而、甚至常常不能與他人達成共識，有可能是因為他的對手堅持己見，不願妥協；或者他的想法十分超前時代。在社會中，有共識幫助我們共同一起生活，但是如果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理性的社會」呢？（有沒有這種「整個社會傾向不理性的」？）在這種社會下，總是達成共識是否有可能扭曲了真正的理性？這些問題都是必須多作思考的，所以我不把這個條件納入。

另外，在理性的分析中，常被討論和提出的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有些哲學家如哈伯馬斯貶抑工具理性；有些科學哲學家則支持工具理性（科學理性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針對一個特定的目的，我們選擇能實現目的最好工具是理性的；反之，如果我們選擇不能達到目的的工具，我們是不理性的。「工具理性」可以應用到我們對於行為的合理性之評價上──我們行為的合理性依賴於行為目的和達成目的工具選擇來評價，但是用來規範以言論、態度和往來為主的社會理性（要涉及他人）似乎有所不足。此外，有工具理性，也就相應地會有「目的理性」的概念（可能也就是「價值理性」）。當然，工具理性、目的（價值）理性和社會理性的關係是什麼都有必要進一步分析。

 

後記（後設性的思考）

 

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我們通常會標舉一些價值標準（它們被表達成濃縮性的「概念」）來評價自己與他人的言論、態度和行為，例如「公平正義」、「公道」、「理性」（合理）等等。當言論與主張互相衝突的時候，衝突兩造或各方的人們也都相信自己的言論、態度和行為符合那些價值標準──至少是「合理的」。「合理」是社會生活中常用且關鍵的標準。問題是，它們的實質內容是什麼？在各種不同的處境中、涉及各種不同的人事物時，一個言論、主張、方案、態度和行為為什麼是「合理的」？如果你質問一個人：為什麼你的主張是合理的？或者問：根據什麼，你可以宣稱你的主張是合理的？他可能會有兩種反應：第一種是「訴諸大眾」，例如像說「公道自在人心」一樣地說「合理自在人心」，說「大家都會接受我的主張」。第二種是提出一個進一步的、更有內容一點的「合理」的標準，亦即「合理」這個詞本身被當成一個標準，但是判斷是不是「合理」會有進一步的標準。第二種是一個真正合理性的回應，而哲學訓練的人，通常會把這進一步的標準表達成「條件命題」（conditional propositions）。

　　其實，說「公道自在人心」或「合理自在人心」在某個角度上並沒有錯，因為「人心確實有一個尺度」，因為人具有「理性」的能力，能衡量自己的周遭狀況、生活環境和價值標準和被提議的方案來形成一個尺度。可是，人心的尺度常常受到社會的影響，有正面、但也有負面如短見、偏見、個人利益、權威、思想慣性….等等。何況人心是多元的、人心是會變動的、人心是有限的，因此形成的尺度也可能有不同的單位──即不同的尺度。如果不是這樣，怎麼會有許多不同的、衝突的言論、主張和行為？這些衝突其實正是「人心不同尺度」的反映，因此用「合理自在人心」來回應問題，就算不是循環論證（乞求爭點），也無助於衝突的弭平。

　　我們社會需要有另一種人，他們能夠建立（公眾）尺度，影響人心。亦即，我們需要有人去「合理地」建立「合理」本身的標準（或條件），而這個合理標準或條件要能觸及人心隱藏的理性（我們說因為有天生的理性存在於人心，或者人心被理性塑造成理性都可以，這是進一步的哲學問題）；進而，這樣的「合理標準」之建立本身也是「合理的」，是因為這個標準能「反身地」（reflexively）應用到自己。這種「反身應用」不是乞求爭點，它是在消除無限後退的困擾，因為在它提出「合理」的標準或條件時，已經對第一階的爭點提出了解答（合理的標準）。但是它會面對「第二階」的另一個「合理標準的競爭者，而且也互相衝突」的問題，解答第二階的問題，一個可行的方式就是「反身性」（才不必上升到「第三階」）。當然，抽象地來說，另一個合理標準也可以訴諸於「反身應用」，結果它也可以「合理化」它自己、並「合理化」它支持的對立方案，如此製造一個無法解決的困境和迴路（即所有的方案都可以自我合理化）。但是，這困境是不一定會在現實中具體存在（雖不一定沒有）。至少，在此時此刻，它是被抽象的想像製造出來的，解決這種抽象困境的方式是回到具體的處境──亦即，第一階的方案和第二階的「合理標準」都被必須被放到具體的處境中來檢視──那麼，這就要看具體的個案了。以下是一個幫助理解的示意圖。但這個問題仍然很複雜，我也曾構思另一種交叉檢驗的模式，以後有機會再談。

 

第三階（＝第二階）後設合理標準A’　　　後設合理標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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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          　     合理的標準A’　　vs.  另一合理標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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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　    　              方案A   vs. 方案B